——專訪“建設橄欖型社會”概念提出者、獨立經濟學者趙海均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有許多新的看點。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決定》提出要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形成橄欖型收入分配格局。這無疑是直面貧富分化加劇的現實、順應最廣大底層民眾的訴求、旨在化解社會矛盾的積極舉措。
“橄欖型”的概念最早來自《什么在左右中國經濟》一書，作者趙海均在該書中首次提出了中國應建設“橄欖型”社會的概念。日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為此專訪了這位獨立經濟學者。
何為“橄欖型”社會
中國經濟時報：你是如何提出建設“橄欖型”社會這個概念的？
趙海均：我第一次提出這個概念，是在2000年出版的《什么在左右中國經濟》一書中。在此之前，發生了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1998年長江流域大洪水。與此同時，絕大多數國有企業陷入了嚴重困境，國家開始實行國有企業三年脫困計劃。面對當時異常復雜的社會大環境，國際國內都有不少人唱衰中國經濟。中國經濟到底怎么樣了？國際國內有許多專家都提出了不同看法。當時我在一家著名的國有大型企業擔任董事長兼總經理，對企業和基層的情況比較了解，因此，從1998年開始，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我寫出了《什么在左右中國經濟》一書。在這本書中，我結合實踐，從宏觀和微觀角度闡述了對當時經濟形勢的一系列看法。
中國經濟時報：在這本書中，你關于構建“橄欖型”社會的主要觀點是什么？
趙海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共同貧困”的局面已經消失，但“共同富裕”還只是一張藍圖。深深困擾政府和社會的一個問題是：東西分化、城鄉分化、地區分化以及社會各階層之間的貧富分化，形成所謂的“馬太效應”，即，窮者越來越窮，富者越來越富。兩極分化嚴重阻礙著中國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當時，有人認為中國居民的收入狀況是一種“金字塔”形的。我認為，當時的中國社會是一種“倒陀螺型”社會，是一種極不穩定的結構。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經濟有了很大發展，國民收入結構也在發生變化，高居頂尖的少數人占據著大量財富。但是與發達國家收入的“量級”不同，少數富有者占有大量財富，因此超高收入和高收入者約占國民的20%—30%。而中低收入者和貧困居民沒有多大差別，可以看成是同一類，占中國居民的絕大多數，約為70%—80%。因此，就居民收入水平而言，中國社會結構形狀像一個“倒陀螺”型，上為圓錐形，下呈圓柱形，是兩層級的。
在通常社會中，能力超群和能力微弱的人都是少數，能力超強的人可能獲得比正常人更多的收入，能力極弱的人可能獲得比大多數人少的收入，他們都只是社會的兩端，而絕大多數人的能力和經驗都相差不多，因而收入水平應該不相上下。盡管因所處行業、地位和機遇的不同，其收入會有差距，但是這種差距應該在有限的合理范圍之內。這些人占社會的絕大多數，是中間層。因此，合理的收入結構應該是兩頭小、中間大，像橄欖的形狀一樣。
研究了發達國家的居民收入狀況后，我認為，發達國家的經濟是一種穩定的狀態，其市場機制、產業結構、生產 消費 均處于這種狀況，從而，人們的收入也比較穩定，基于不同的收入結構，進而形成不同的社會階層。在這種穩定狀態下，以收入水平來劃分的社會各階層的結構呈“橄欖”形狀，中間大、兩頭小。它是穩定狀態下合理而科學的結構，大致可分為五層：一是超高收入階層；二是高收入階層；三是中等收入階層；四是低收入階層；五是“貧困階層”。五大收入層級構成了一國社會的經濟結構，不僅影響著一國的經濟和政治發展，更為重要的是，它影響著整個社會的風氣、精神狀態和價值取向。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合理的收入階層結構還沒有形成，一旦這種結構形成，中國經濟就發展到一個相當高級的階段。因此，要想擴大內需，促進消費，政府的政策就應該促使中國社會形成結構合理的收入階層。在“轉軌時期”，經濟不斷增長、價格適時上漲、收入不斷提高，這應是一條看似簡單而實際又很重要的原則。
“橄欖型”社會有利于國家經濟、政治穩定運行
中國經濟時報：構建“橄欖型”社會的意義何在？
趙海均：發展的本質是人的素質的提高和人際關系的升華，而人際關系的核心是收入分配關系。人們在社會分配關系中的地位，決定人們在人際關系中的位勢和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態度。
與低收入階層不同，中等收入階層的收入穩定并呈現剛性特征，邊際消費傾向明顯，能有效地促進國內需求的穩定增長，因而是社會穩定的基本經濟因素。一般認為，如果一個社會的結構是“橄欖型”（或稱“菱形”），也就是說，富豪與權貴、窮人與弱者都是少數，而作為“既存秩序的新的社會基礎”的中等收入階層或中產階級占據主流，那么，這個社會就會變得穩定、理性、務實、富有建設性，有利于開掘出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公正的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在國外，對中等收入階層的評價是非常高的，認為中產階級＝穩定＋發展，一個強大的中等收入階層是社會穩定與發展的“精神領袖”。
在美國，人均年收入從3萬 美元 到100萬美元的群體都分布在中產階級的社會階層之中，中產階級人數占全社會人口的90%。而且，中產階級不僅是收入概念，更成為文化概念，對于社會穩定與發展有著強烈共識。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社會結構，美國即使遭遇石油危機、“9·11”事件乃至總統一時沒有選出，社會運轉仍一切如常。
我們的鄰國日本，“二戰”后經濟迅速發展，中間階層不斷擴大（據民意測驗，90%的日本人自認為屬于“中產階級”），從而成為自民黨保守政治及對國家有效領導的最重要的支持力量，支撐著日本經濟的長期繁榮和社會的長期穩定。
中國收入分配差距依然懸殊
中國經濟時報：中國收入分配現狀如何？
趙海均：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連年高速增長，從2010年起，GDP已經超越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在經濟總量連攀高峰的同時，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卻在不斷加大。研究表明，我國中等收入者群體近年來還呈現明顯下降趨勢。因此，我國收入流動性表現出明顯的兩極分化特征，中間收入層人群收入持續流出，高、低收入層人群比重明顯增加，中等收入者群體呈現一種不穩定的狀態，占總人口比例呈下降趨勢。
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的效果是不盡如人意的。根據官方的統計 數據 ，當前，大部分經濟學家對中國基尼指數的估計在0．45到0．5之間，遠高于0．4的國際警戒標準。而且我們也有理由相信，實際的收入分化程度遠大于建立在官方統計數據之上的估值。這主要是因為大量的“灰色收入”實際上并未計入官方統計，使得官方統計大大低估了最富階層的收入水平。有經濟人士根據家庭收入和財富的獨立取樣調查，對當今中國的財富分配格局做出了比收入分配更加驚人的估計。即使是從最樂觀的結果看，10%的家庭實際控制了私人財富的45%以上。在我國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差距繼續拉大的情況下，奢侈品消費也增長迅猛，已升至世界第二。
中國應加速建設“橄欖型”社會
中國經濟時報：中國應如何構建橄欖型收入分配格局、形成“橄欖型”社會？
趙海均：實際上，早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就明確提出，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不可否認，近些年政府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但是相較經濟發展速度，中國分配制度改革是滯后的。這主要表現在：一次分配中，沒有明確國家、企業、居民三者合理的分配比例關系，沒有建立勞動報酬正常增長機制；二次分配中，沒有以制度形式明確各級財政用于社會保障以及轉移支付的支出比例；三次分配規模小，慈善捐贈的激勵機制、管理機制、監督機制等還不健全。
如果說做大社會財富這個“蛋糕”是全社會共同的責任，那么，分好這個“蛋糕”則是政府的職責所系。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態勢良好，各方面承受能力增強，有條件、有能力逐步解決該問題。收入分配改革到了現在，已不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管理體制的問題，關鍵就要看政府能否下定決心，從上述三次分配尤其是一二次分配入手，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詳盡改革方案，并強力執行。
我個人認為，要構建橄欖型收入分配格局、形成“橄欖型”社會，可以從以下方面著手：
第一，通過社會政治改革，給民眾提供平等的發展機會，實現各個階層之間的良性社會流動。現在，中國社會結構日益固化，很多底層民眾根本沒有向上流動的平等機會。低收入者被“鎖定”在底層的現象日益嚴重，而且這種“鎖定”狀態具有代際傳遞的特征。在“富二代”不斷上位的同時，社會上普遍存在的“窮二代”、“新生代農民工”、大學生“蟻族”等，就是底層被“鎖定”的現實例證。
第二，通過公共政策的調整，優化資源配置結構和利益分配機制，縮小貧富差距。據國際通行做法，就是向富人階層征收高額的累進稅來補貼窮人。
第三，要處理好壟斷行業中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當前，除了加強對壟斷企業的監管，還迫切需要制定一套合理的制度來分配壟斷利潤，使這些收益能夠用于全社會的福利。資源稅改革是一個進步，要確定合理的稅率，從根本上解決壟斷資源的分配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