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首周， 央行 繼續暫停公開市場例行操作，市場盼望的逆回購并未到來，但隨著大量財政存款的投放， 銀行 間緊張的流動性得到緩解，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 SHIBOR 近期震蕩下行，但另一方面，非銀行間市場利率仍在高位，“錢荒”仍未結束，市場流動性依舊十分緊張。
事實上，“錢荒”現象本不該發生，因為我國總體貨幣供給量并不少，截止11月，我國廣義貨幣M2已達107.93萬億，預計2013年全年M2/GDP將接近200%，在此背景下出現市場利率大幅提高有一些表面原因，如年末銀行為應付存貸比考核不得不加大攬儲力度、部分銀行財政存款下降、 商業 銀行“借短融長”交易模式、銀行間 債券 市場發展迅速加大資金需求、非標資產仍在變相擴張等。
但不容忽視的是，“錢荒”發生的深層次原因在于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結構問題，即資源錯配導致低效部門的債務累計正在吞噬著市場充裕的流動性，中國社科院最近發布的報告就顯示，2012年，中國全社會的債務規模已達111.6萬億元，占當年GDP的215%。
金融資源、廉價要素資源被錯配置至無效或低效的部門，造成了嚴重的資源浪費，而真正需要這些資源的廣大制造業中小企業卻只能承受高利率與高要素價格。一些地區民間借貸市場的利率普遍在月息2分左右，遠高于商業銀行基準 貸款 利率，如此高的利率當前除了房地產行業可以承受，其他制造業盈利根本無法覆蓋。
當前資源錯配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地方政府將大量礦產、土地資源注入地方融資平臺，并以地方融資平臺方式進行企業化運作介入微觀市場。這種融資的實質其實是利用相對優質資產作抵押品，利用杠桿作用打包和證券化，降低了資產透明度、擴大了融資規模，當然也提高了政府債務，審計署近期公布的全國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就顯示，截至2013年6月底，全國各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20.69萬億元，政府性債務總負債率39.43%；第二，地方政府在GDP掛帥指引下以降低準入門檻方式招商引資，為投資當地的企業提供廉價土地、 信貸 等方面支持，對已出現巨額虧損企業提供財政、稅收補貼使其不至于破產，多行業產能過剩已將全社會的資本回報率逐年降低。一些促進高新技術發展的產業政策也被地方政府當做尚方寶劍，一時間全國遍地高新技術產業園區、軟件園、科技園等；第三，在錯誤的激勵機制下，較多國企利用可獲得廉價資金的優勢大規模逆勢擴張，或直接充當金融中介對外放款收取高利貸，結果是預算軟約束問題凸顯，一些國企如中遠、中鋁等造成大面積虧，市場利率被人為大幅度提高，金融效率逐年降低；第四，銀行表外業務激增，影子銀行規模逐漸擴大，金融鏈條逐漸加長，金融風險提高。
在此背景下形成的“錢荒”不利于經濟長期健康發展。在經濟上行周期，資產價格上漲，市場借貸熱情高漲，全社會杠桿率顯著提升，融資規模不斷擴大，資源錯配問題被掩蓋起來。但在經濟下行周期中，企業資產負債率提高，投資回報率下降，企業收入不足以覆蓋利息支出，資源錯配使全社會總體債務迅速提高。而且由于債務的不斷累加，市場表現為無論投放多少貨幣都能被累加的債務輕易消化，且市場利率維持高位。面對這種情況，央行處于兩難境地，收緊貨幣會導致資金進一步緊張，利率加速上漲，實體企業越發難以承受，金融系統可能會出現崩潰風險，而放貨幣又無法達到經濟去杠桿目的，債務風險會逐漸累積。
因此，如果不及時解決經濟運行的結構性問題，扭轉資源錯配，那么“錢荒”現象未來會頻繁出現，金融危機風險概率也隨之提高。我們不能指望通過央行貨幣放水來解決這種錯配，也不能期望僅通過單一的金融改革如利率市場化來解決，而是需要有力手段明確地方政府權利與責任，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同時改變國企激勵機制與運營機制。
在此次審計署公布的政府債務規模基礎上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實行“逐包打開，逐筆清算”的辦法，逐漸化解平臺貸款。探索地方政府財政收入與支出權責對等的新型分稅制模式，并有序放開地方政府自行發債，將地方政府舉債機制透明化，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同時將地方政府債務率與官員政績考核相結合。最終建立起以市場為導向、信用為依托完整有效透明的新型地方政府運營模式。在此基礎上逐步完善金融領域改革，在利率市場化基礎上將以往靠貨幣數量調控的模式轉為價格控制。
